liushahe001

中国战略的历史性转移大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三代时期的黄河中下游迁徙搏杀。
2.大一统时代的三北战略。
3.近代现代时期的两洋战略。
        当然，我这也是马后炮，学习了诸多大家的评论，由于是网上看来的，也不讲版权，对别人转载我的总结也不介意。欢迎拍砖，更欢迎传播。
      首先是三代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战略迁徙的博弈。大家知道，三代时期，国家机器简朴，特别是夏商早期几近酋邦联盟，所谓的王朝对周边的部落权威并不是很高，现在考古几乎找不到夏王朝的都邑遗址，而商王朝也是在盘亘迁都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中国王朝有稳定的国都的历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真正的王朝历史开始形成，稳定的国都意味着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内部的秩序，以及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统治边界，以及辐射边界。在此之前，夏商国家还是一个流浪性的王朝，即国都是一个流浪的马帮和马戏团，跑到哪里，国家就到哪里，当然，夏商的流浪的中心范围在河南和安徽北部。
      这里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为啥不能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呢？原因很复杂？现在遗存下来的神话和传说，大多集中于自然灾害和神怪的破坏。自然灾害很好理解，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还很低下，不足于形成定居能力，这可能和当时的选址建筑的技术落后，以及农耕等都有关系，后来兴起的风水技术其实很大程度是选择适合人居的一种山水地理知识。缺乏这些知识，人们就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王朝也就缺乏可持续性发展。此外，神怪的破坏很大程度上影射其他部落强人的挑战，也是迫使迁都的原因。而盘庚迁都的成功，开创了一个王朝可持续性发展的历史。此后，中国的王朝都有一个稳定的统治中心，帝国体制由此展开。
      可以说，三代前期，盘庚解决了帝都的稳定性问题。而西周崛起，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问题，即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在河洛，还是在渭水。商纣王开始到金兵破汴梁，才被终结。
      西周灭商，采取了分封制，但在河南留下一个据点，即洛邑，事实上埋下了一个陪都体制的影子，用于遥控潼关以外。但没想到的是，这个备份居然救了了周王室一命。周灭商，开创了一个历史，即渭河的地缘政治的险要性。此后，秦国、汉刘邦、隋杨坚等，都是以此为基地席卷全国。
      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中国历史，凡是在潼关以西发迹席卷中国的，大抵是以长安为都城，而在潼关以东发迹的，则以河洛为都城。这里主要是指宋代以前。事实上宋代以前基本潼关以东很少有统一全国的政治势力，除了东汉开国刘秀以河北为基地，他的老家在河南，自然以洛阳为都城。以后一些北方的南下的割据政权大抵以河洛为都城。同样，唐末的军阀朱温也不敢在长安作乱，还是跑回河洛。乡里乡亲好帮忙。
在中国战争史里，水军始终是一个边缘性的军种，首先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场是在内陆，基本是步兵和骑兵，水军唯一的辉煌就是孙刘联盟，对抗曹操的陆军。奠定了三国割据。中国周边也没有强大的岛国，因此海军军种也不发达，主要就是内河水军和近海海军。长期如此，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北方的骑兵和内战的步兵兵种上了。
      三代时期，中国从酋邦走向战国，打得不亦乐乎，各种谋略也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统一的趋势，各大国都玩命搞其他国家，最后不统一谁也活不好，没有安全感。客观上，所谓战国七雄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也差不多，始皇帝所要做的就是三同，车同轨、书同文、还有啥的？而与此同时，周边的部落大多还处于原始状态，基本对内地构不成威胁。但有一个部落联盟很野蛮，但獠牙很有型。那就是匈奴。正所谓相生相克。中原这里刚搞完大一统，匈奴那里也搞完。要说匈奴的智商比起后来的契丹、蒙古简直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差别，但这丝毫不减其凶悍和破坏力。


[ 本帖最后由 liushahe001 于 2011-6-15 13: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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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nshin

嗯，楼主的帖子应该只写了一半吧？期待后续的精彩大作。感觉文章写得还是有一点凌乱，也许整个都写好后，就好了吧。

至于匈奴和契丹、蒙古之间的差距，个人认为这还是科技水平导致的。在马镫发明前，游牧民族虽然全民皆兵，但还是可战的人员还是偏少，又极度缺乏铁器，碰到汉军也只能外围射箭攻击，等队伍凌乱后也无法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而在马镫发明后，游牧民族的兵员立即增多；加上那时铁器的流通已经比较多，游牧民族基本都能装备出足够的武器。这时的游牧民族才真正成为恐怖的杀手。先用骑兵大规模奔袭，寻找对方防御的漏洞。发现漏洞后，立即突破敌军阵线，造成对方部队的崩溃。在这之后，才是最恐怖的：借乱势，骑兵可以对敌方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很大程度的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参考契丹灭北宋、蒙古灭金等战役，都是这种战法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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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和 金币 +6 不管你是否接受 红包敬上！ 2011-6-15 15:51

liushahe001

吃过饭了。再来。最近刚被版主评为五月劳模。有点亢奋了。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战国末期，赵武灵王引入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这预示着中国战略由内向外的转移的需要。兵种的转变其实是和战略的转移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战略需求而言，步兵在内地作战足够了。内地的主要决战和会战也主要是步兵，不大用骑兵，骑兵主要还是用来对付草原部落的。车战其实是一种贵族战法，很讲究礼仪，也很昂贵。有点像坦克。早期谈论一个国家的战争实力都是讲一个国家有多少战车，即所谓千乘之国还是万乘之国。这是军备，也是国力象征，谁造得起那么多只能用来打仗不能用来拉粮食的车？
    战国后期，秦国一下跃居首位，除了和其变法有关，也和骑兵制度引入有关。秦国是当时唯一内地掌握优良马种并形成规模的国家。事实上，秦国的祖先就是替周王室在少数民族交界地带养马的部落，是个半开化的部族。当然，早期限于思想观念，并不懂得骑兵效用。然而一旦骑兵形成兵种后，秦国人的马场优势就一下子成为战略优势了。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和冲击力。而秦国的步兵也非常强大，这样步骑结合，秦国无敌天下了。即使匈奴也没听说敢在秦国军队面前有什么猖獗的行动。
    我们看看秦国爆发出的战略冲动。首先它为了统一六国，先干掉了一个和传统六国，即周势力范围无关的国家，巴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取巴蜀，是为了伐楚而做准备的。有的事情就是这样，为了打张三，把与此无关的杜三胖子也扯进来。杜三胖其实基本和此事无关。连打酱油都算不上。巴蜀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没有在中间划拉过啥，不像楚国，其实原本是蛮夷，和周没有啥关系，有人说舜的两个妃子是在洞庭湖那里有点故事，牵强附会的。楚国后来要参与争霸，硬是把自己包装成中原文化，实际上中原诸侯鄙视得很。周一开始的分封对楚国都是采取战略防御的态势，并不它放在自己的政治文化圈里。但他既然问鼎了，也就入围了。另一对难兄难弟是吴越这两个国家，也是南方和商周文化没有相同之处的文明，当然也参与了争霸游戏了，好了，进来就出不去了。先是被楚国兼并，后来就等着七国火并吧。中国的统一其实就是一个大游戏，你来了就出不去了。你不来倒还好。像日本，长期自外于中国，就保持了独立。越南自宋脱离中国后，就再也不参与中国的屁事。有几个地方就是打酱油的，例如西藏，本来是可以自外于中国的，但是，中国为了统一，必须把西藏拿下来，否则没法搞，即中国要统一蒙古高原，就必须拿下西藏。西藏很郁闷，这和我有啥关系呢。这个后面再说。现在的事情是，秦国想灭六国，其中要灭楚国，就必须先把胳肢窝底下的巴蜀拿下，否则这个地方给楚国拿下，秦国就很难受。于是巴蜀这个自闭性很强的地区受了无妄之灾了。当然，如果秦国和楚国的力量均衡，巴蜀问题也不大，抑或巴蜀力量超强，则，可能是巴蜀起兵或顺流而下灭楚，或北上灭秦。总之，战略中讲究一个垫脚石，巴蜀就是垫脚石。
    秦国有了巴蜀，扫灭了六国之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其战略冲动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秦军南下横扫百越，究竟意欲何为？从传统意义上将，福建、两广这些地区都是楚国以南的地域，也不在楚国控制范围，基本都是些部落和酋邦，也没有什么挑衅中原的意图，似乎也没有支持楚国余孽对抗秦军的事情。秦军为啥还要不遗余力开拓，难道就是为了要见到大海么？要知道，但是那些地方，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后勤，还不像六国地区，虽然是占领区，但毕竟还有完善的国家机器，秦国人可以委派官吏加以利用，而福建两广地区，则没有官吏没有城市，没有档案，老百姓完全是未开化的百越。所谓这些百越大多一开始即使占领后，国家也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取劳役租税。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要从中原征调移民，去两广，主要就是提供可以统治的老百姓啊。那么搞这么大的代价，始皇帝为啥呢？不懂啊。
我们只能从后知后觉的战略上说，开拓两广和福建对于形成内地完整的战略版图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始皇帝估计根本不会想到后代会被游牧民族赶到江南，由此凸显出两广和福建的价值意义。这只能说是本能了。因为始皇帝当时动用了百万军队南北开弓，北面的是蒙恬的军队，进驻河套地区，这个很好理解，对付匈奴，还修了直道。匈奴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你不去它肯定来。南方的百越就有点难以理解。
    现在所能理解的就是，当时和百越的冲突不是和匈奴那样，匈奴基本上是整合好了，因此比较受到国家级别的重视。而百越可能是蚕食性质的。且和百越的边界也是漫长的，即从浙江南部到湖南南部。差不多和北方与匈奴的边界一样。一个国家大概不能接受南北两条战线。事实证明，由于百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被中原王朝一下子冲散了，此后再难翻身。中原地区形成了殖民据点，即汉人城市和殖民村寨形成网络状向南方密布，把百越挤压到山沟里去，这种挤压一直持续到清代改土归流的战斗，彻底打掉土司世袭制度。当然由于这种渗透的不彻底性，历史上，中国曾经百越地区曾经形成过两个割据政权，一个是云南的南诏政权，一个是越南。这两个地区割据最终都在宋代取得了合法性。当然，后来由于统一的需要，云南成了灭南宋的垫脚石，这样就又回到中国的版图，但越南由于缺乏这个必要性，就被放弃了。如果说越南成为灭南宋的要件之一，蒙元无论代价多大，也是要把越南重新纳入进来的。
    现在看来，为了灭两广，又出现一个垫脚石，那就是贵州，也就是夜郎国，秦军五路南下，其中就有从贵州走的，不搞不行。贵州就这样也被纳入了。两广收入，基本上帝国南面就没有可以形成军事威胁的力量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占据两广后，南方能对中国形成军事挑衅的，也就是中国分裂出去的，继承了中华文化了越南。但也只是疥癣而已了。以后主要的问题都在北方。

[ 本帖最后由 liushahe001 于 2011-6-15 13: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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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的 +10 淡定 2011-6-17 21:28
• 月儿的 金币 +60 淡定 2011-6-17 21:28

liushahe001

继续，我的全是键盘上即兴发挥啊。所以有点乱。写着写着会跑题。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汉时期的三北策略
        始皇帝昙花一现，透支了国力，导致秦帝国崩溃。但他预定了中国的核心版图，即我们熟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秦帝国版图，长城以南，东临大海，西到青藏高原边缘，南到北部湾。经过一场内战，东部的楚国余孽打着消灭暴秦的旗号，消灭了秦朝。无论从实力上还是道义上，西汉开国之初的政治家都无法维持秦国的体制，也要和秦国华强界限。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也是过渡的体制，即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局面，而且帝国疆界也大大缩水，大体和七国的疆界相吻合。南面容忍了秦国余孽南越赵氏政权的存在。北面则长期采取了和亲匈奴的政策。和亲是一种政治上的屈辱。是被迫的。因此也注定是一种苟合的关系，由于这种屈辱的和亲，最终还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关系上。
       汉政权虽然打着诛灭暴秦的旗号起家，其实很多方面和暴秦一点也不差。尤其是法家方面。在吏治方面完全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只是后来逐渐渗透进来的。政治上，七国治乱解决了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平衡问题，中国从此走上了郡县制度。这有利于征调资源与北方进行对抗。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越政权，这个也不难解决，体制和意识形态基本接近，兼并掉就全力对付北方了。
       可以说从此中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南方的问题，主要就是充实南方的居民。但早期，对于长安的统治者来说，只要南方不出现一个类似草原的统一的敌对政权就可以了。其他的慢慢说吧，至于南方辽阔大陆之外的海洋上有什么根本就不是长安宫廷要考虑的事情，甚至到了清代也是如此。
       汉代三北的战略其实延续了战国时期的一部分遗产，即东北地区对辽宁地区的控制。燕国，南下无力，为了拓展自己的战略后方，就向辽东半岛扩张，后来又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这是中国对朝鲜半岛主权的历史由来最早的依据。后来汉朝在这里似乎设立了乐浪郡。过去是燕国的战略后方，现在中原王朝继承下来，形成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翼展的攻势。当然正面的战略攻势主要是对河套的争夺，夺取了河套地区意味着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战略的优势和胜利。因此能不能夺取河套并在此屯垦设郡县是衡量内地和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一个天平。
         汉武帝在发起攻势之前，觉得当时的东北并没有什么可靠的盟友，这时候的东北游牧部族都还在打瞌睡呢。打渔摸虾吧。相反，西北地区有两个值得长安重视的，一是战略盟友，二是商道。东北地区背后是极地和大海，这就是为啥早期中原内地并不重视开发东北的原因，极地那头是爱斯基摩人，大海那边是印第安人。都不是这个时代现实的需要。相反，西域的战略价值则凸显出来，这也是为啥当时开发大西部成为当时中下层文官投笔从戎觅封侯的原因，风险大回报高啊。虽然战略盟友没有找到，但西汉政权经过地理发现，决心将这一战略要地掌握在自己控制下，建立起都护府。形成对匈奴的钳形攻势。这就是新疆成为垫脚石的原因。因为打匈奴的需要，所以你必须掌握在我手里。为了打败流氓政权兼恐怖主义匪帮匈奴集团，西域三十六国毅然加入正义的西汉反恐阵线，接受西域都护府的安保。张骞这位大哥，无视他国主权，居然在杀掉恐怖集团的特使，迫使该国领导人改邪归正。堪称古代外交史上的传奇。总之，西汉在外交上有很多制度创新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特别是开西域的精神，的确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确是有需求就有供给。最终的成果还是把河套拿下，导致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采取和亲的方式，此时的和亲带有保护国的方式。那和早期的和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有点记不清楚了。】
       不能不说西汉对匈奴的打击很残酷的，以至于中间西汉内乱，匈奴都没有缓过来。而东汉事实上后来的军事强力不如西汉彪悍，但依然保持了对匈奴强大的战略优势。当然此时东汉的政治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洛阳。在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了一千多年的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钟摆迁移。
         所谓物极必反，汉人强势凌暴周边少数民族，当然也造成了一个后果，既然大家都被你打趴下了，也就是你的臣民了，于是你就有责任安置他们。于是在边境地区出现了大量了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既是大汉王朝威武的标志，也埋下了急速扩张的隐患。即这些来源十分复杂的族群大多是被征服的少数族群，他们主要是屈服与大汉王朝的武力，同时大汉王朝还允诺了安全和一定物质保障，比如给予一定的区域作为放牧区或者耕种区。当时汉代人口也只有6千多万，和现在的一个省人口差不多，很多地区还是原生态呢。据说江南地区到明代还有犀牛。因此在北方靠边境的地方画一片地区给俘虏或者投靠部族作为放牧区完全没有问题。但前提是朝廷有强大的武装和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同时还得有比较好的财政收入。因为这些部族在文化上并没有融入内地。
          好了。大汉帝国完蛋了。出现了三国。不过好在三国的统治者都很彪悍。北方的曹魏大体还是维持了东汉的疆界，对待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什么乌桓之类的，灭之。事实上，三国里很多人物其实也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如马腾、马超父子，后来蜀国灭掉后，马家后人据说一路向西逃窜。因为他们有西羌血统，有人脉，有人庇护。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说马超后人居然一路逃到高加索去了，和斯大林是老乡了。总之中亚的血缘是流动。曹操的强势在于还能让蔡文姬回来。此外蜀汉政权最弱小，但对少数民族一点也不弱。诸葛亮南征里现在被描绘民族大团结的旅行团，其实这中间死多少人才换来鲜血凝成的友谊？诸葛亮为啥要南征，自然是云贵对于蜀汉而言是战略后方，有点类似于汉武帝的要对付北方匈奴，就一定先灭掉南越。尽管南越对于汉武帝而言，可能还提供不了多少税赋。
          孙吴也不弱，这个政权我比较欣赏，它是一个水师国家，是中国古代唯一个以水师为主力的国家。它的辉煌战力都建立在水师上。破曹氏水师，破刘备也是水师。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孙吴始终动用其水师战船机动，很多材料都显示孙权出现在战船上来回跑，面对曹操的骑兵。然后曹操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在当时也是表扬的一种方式。要知道水师在那个年代无论如何也不是骑兵和步兵的对手，能把水师运用到这个地步的也就是孙吴了。当然最后孙吴灭掉也是败在水师的优势丧失。晋国灭蜀国后，在上游造水师，消减吴国的水师优势。吴国的优势就没有了。吴国对待少数民族干了些 啥呢？我从另一个资料得知的，那是从民族团结和阶级斗争历史角度来批判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少数民族的，说孙权当时将福建的或者是江西的山越大概有十几万人吧，攻灭，也就是打破寨子，然后统一发配到江淮地区，也就是现在江苏、安徽长江、淮河之间孙吴控制的地方。对于这种资料，俺们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早期的这种安排，估计现在中国南方不知道有多少民族自治区或者干脆就是小国家了。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吃屎的。历史可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评价么？同样也是这帮历史学家，又用崇敬的语气写到，孙权派舰队航行到台湾。这一笔写的莫名其妙。说明啥呢？老孙去台湾肯定不是搞民族团结去了。不就是想说台湾是中国的么？对于这些御用史学家，大家要甄别对待。
           三国时期居然没有爆发民族问题，但是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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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shahe001

喝过水了。渴死了。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暗黑时代的来临
         先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华夏，什么是蛮夷？很多网民说中国人就是华夏吧。也有人说，少数民族应该还不是吧。这就是牵涉到华夏和蛮夷语义学起源问题。说白了，华夏和蛮夷并不是一个族群的区隔，而是一个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判断。因此它是一个变动的。有时候它的确和族群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它真和族群胶着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犯错误了。举个例子说，你的同学移民去了美国，但他还唱我的中国心，ok，他是华夏。三代之后，他孙子可能长得比你还中国，但却是一个香蕉人，他其实已经是美国化了。用中国话讲，夷狄了。
             在5000年前，东亚大陆上没有国家，只有各种部落，一定意义上讲，大家也有自由迁徙权力，但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看你的自然知识和拳头综合力量了。因此大家都是平等的。华夏也没有地域概念。现在最标准的华夏的核心地域概念就是河南地区，但代表华夏问题的两个核心部族恰恰都不是河南的土著，炎黄两个部族，炎帝部族发源渭水上游，据说是河湟地区羌人那里下来的。而黄帝部落则是东北部族，因此满清和三皇五帝拉亲戚也不是没有道理。黄帝部族大约是从辽宁那里下来辗转从河北山西等地一路逶迤南下。
             中原土著是谁呢，恰恰是南蛮子三苗，也就是现在湖广贵州三苗、瑶族等。百越是不是有点搞不清。三苗的杰出代表就是蚩尤。事实上，这里面三苗和这些南下的部族不断有冲突，总的来说，三苗败退了。三苗的领袖大多成为神话中的恶魔。而炎黄则成为正面人物。最早的客家人应该是炎黄两大部族。
           炎黄的胜利形成了话语霸权，即以后在中原（河南，或者中国）这个地方混事的，就必须继承胜利者的衣钵。把自己的胜利说成是继承了炎黄的衣钵。而不是替三苗讨回公道。因此后来兴起的所谓圣人，尧舜禹都继承了攻击三苗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的事业中，都有关于如何打击三苗的业绩。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即要在中原这个地方生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如何体现，当然，孝道是一个。但事实上三苗也讲孝道。共同的敌人就是最好的凝聚力。把敌人妖魔化来提升自己团体的价值等级这是一种办法。敌人的不道德反衬自己的政治正确。这种手法现在依然在使用。关于三代时期的统治者的来源，商代是山东半岛的部族，东夷人，显然也不是原来的炎黄部族，也不是中原土著，但它认同了这个话语规则，就是这个事业的继承者。周就更不用说了，周文王和武王父子俩很能折腾。
            有趣的是，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是顺着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路。按照这个标准。夷狄的楚国、吴越都华夏了。
           夷狄在夷狄的地方，它是感受不到华夏和夷狄的这种歧视和蔑视的。我就是我啊。但到了中原，他就会感受到这种歧视和蔑视。夷狄华夏的三个典范，就是朝鲜和日本还有越南，他们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封建化的王朝。对于越南我们知之甚少。这个后面还要谈到。第三部分里，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可想而知，在中原王朝被称为夷狄是多么大的一件耻辱和歧视。

          晋国为啥没有能够延续大汉王朝的强势呢？这是一个疑问。试想，曹魏以半壁江山尚且能够威慑群小，而晋朝大一统后反而迅速崩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此五胡乱中华。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暗黑时代。我个人以为，南北朝时期恰恰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物漫天繁星。人才不缺啊。但为啥就搞不定呢？
            我个人最近想出一个原因，那就是建立在士族体制上的门阀制度和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本质上说，门阀制度是一种弱君主制政治体制，它是一种贵族政治，贵族垄断政治，形成一种虚君共治，即贵族大佬们之间形成一种协商体制，瓜分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需要强势的权力核心和强权人物。中国从来不缺权臣，但权臣和皇帝之间很难形成稳定的权力平衡。彼此之间都是零和博弈，而在士族门阀体制下，权臣一旦成为皇帝，他的子孙同样也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这就是南朝不断更迭的原因。在日本，由于天皇家族的神性问题，可以形成一个权臣和皇帝的平衡点。但中国文化里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彼可取代之，项羽说；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陈胜吴广就更有名了。
         总之，西晋的内乱大家都过于关注领导人家庭内部个性化的问题，而忽略了体制的问题。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宫廷内乱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为啥西晋会以这种不可收拾的方式爆发呢？以至于让少数民族解套。从此北方陷入五胡乱中华的境地。南方则是衣冠南渡。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坏事变好事。两个好事，一是五胡乱完之后，全成为北方汉族的一部分了，有的甚至有以后南下的汉人移民。二是衣冠南渡解开了历史上的南方大开发的序幕。
         从历史上来说，尽管大家一直在说中国文明其实有两条，一是黄河，一是长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动机这部分还是在河南这部分。现在的河南人不要骄傲，因为很难说你是不是创造华夏文化的河南人的后裔啊。因为至少第一波南迁的是在西晋末年。现在的河南人血统上早被五胡乱过了。那是核心地带。想保障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是不讲血统，讲文化的。而事实上，文化也乱了。当时北魏的使节出使到建康现在的南京，回来说，衣冠文化都在那里啊。这个北魏朝野都是共识，皇帝也认同的。因为在五胡乱中华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和服饰都带到中原，中原早就胡风腥膻了。服饰上特别要说的，所谓唐装里，有很多元素是游牧民族的。总的来说，游牧民族给汉人服饰带来的变化就是简洁化，紧身化。这符合游牧民族草原骑马的习惯。
              跑题了。南方政权在这种形式下基本上是没有作为的。最厉害的就是刘裕了，他的军队几乎可以在北方随便行走，但他的根基在南方，为抓住篡位的最佳时机，而放弃了统一北方的时机。这就是体制的局限性。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统治集团，首先要解决的是内部统治集团的领导权的统一问题。而不是国家统一问题。即使国家统一了，最后还会像西晋一样分裂。最具起伏的就是大秦的苻坚，可以说一个英明的领导者的战略决策失误，会因为战场上的一个战术失误导致毁灭性的灾难。一个华丽的帝国就这样坍塌了。他实际上就是领导权还没有整合好。所以，刘裕不去统一北方也是对的，他跑回家搞篡位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的后继者不行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说南方的政权浪费了若干次统一北方的机遇，那么北方政权则逐渐摆脱了早期的混沌状态。北方的政权和南方还略有不同，他还有一个民族问题要解决。应该说，北方其实比南方更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民族矛盾大啊。华夏和夷狄，夷狄之间的矛盾。南方只有一个问题，即内部权力分配摆平了就是光复华夏。
              一开始呢，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统治者确实有点不上路，夷狄当道，确实也把自己当夷狄，翻身做主人了。朝堂上搞得乌烟瘴气，说实话就是文化倒退啊。同时大搞民族报复，对华夏族群反攻倒算。这种解决必然是统治血雨腥风，彼此不信任。总有风吹草动时刻，于是只要你一打瞌睡，好么，揭竿而起，统治民族往往被灭族。这也是五胡乱中华时，很多民族消失的原因之一。华夏好歹人多，没法灭。就这样搞来搞去，一些少数民族发现这样不可持续，还是要学习三个代表。重新请回代表先进文化的士族人士，自己也努力学习。这个问题在北魏孝文帝达到顶峰，都别扯了，全盘汉化，老子带头改汉姓。尽管大家还是清楚你家三代之前还在草原上吃羊肉串呢，到这时候毕竟好多了。孝文帝的改革解决了北方的民族认同，那就是到了中原，咱都按照华夏标准来，原来的都作废了。也不要搞什么报复华夏，彼此设防等等。这一下子解决了政治稳定的问题。同时由于游牧民族世家集团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的门阀士族的力量，在帝国行政整合效率上，北方帝国明显高于南方。于是北方统一南方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了。
          回看南北朝时期，似乎没有太突出的和北方的冲突，其实也不能这么看。因为当时主要的冲突都在南北朝之间，而且南北朝内部内乱也很厉害。而北朝内乱爆发时，几乎就是不设防的。许多北朝的统治者都是从北方南下的。这就很矛盾。举例来说，北魏就是一个南下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它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先是在太原一带盘踞，后来才迁都洛阳。它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汉化后有提防其他游牧民族南下。这种矛盾心态的转换只有它自己才能体会。

liushahe001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隋唐盛世
         内战时期，大家都把屁股朝外，别人怎么打都没关系，只要不给家里的白眼狼打就行。隋唐一统后那屁股就不能乱摸了。隋的短暂和秦一样，让人扼腕和诧异。同样隋炀帝干三件大事，一是东都洛阳的营造，二是南北运河的开通，三征讨高丽。总的来看，隋炀帝的举措是在把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从长安向河洛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他安排的步骤有问题，激化了矛盾，最后失败了。但看后来发展趋势，隋炀帝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的确后来的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向东移。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隋炀帝为啥和高丽过不去？应该说，在内战期间，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权，而辽东是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战略要地。对高丽的问题可以采取和平外交，也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当然，隋炀帝可能觉得军事占领更可行。然而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再讨论。事实证明，朝鲜半岛并不是解决北方问题的必须要件。但隋炀帝却有他自己的考虑。当时可能辽东是隋和高丽的必争之地，这也许是激化成高丽和隋的后脚跟的重要问题。大家都下不来台。最后隋炀帝为此丧失国家，而高丽也因为灭国，大唐剿灭高丽后，事实上在北方威胁解除后，也就退出朝鲜半岛。设想，一开始高丽就献出辽东，或者以附属国的姿态出现，或许能苟活下来。当然高丽死战的历史也给中原王朝一个深刻的记忆，毕竟强大的隋帝国就是踩在这根刺上灭掉的。以后中原王朝基本上采取了你摆个姿态我就不碰你的政策。朝鲜人应该给高句丽竖庙。没有高句丽的坚决抵抗。现在只有高丽省了。
            隋灭掉后，大唐就闪亮登场了。大唐一开始有点窝囊，也定了城下盟。但没有用西汉那么长时间的卧薪尝胆。李世民很快就把自己失去的又找补回来。李世民的手段还是开西域。据说是他儿子时代才攻灭高句丽。无所谓。突厥就在盛唐的照耀下，突然撅屁股跑了。对此我比较欣赏。打不过就跑，不要像匈奴似的，耗到人丁稀少的时候再西迁就晚了。
           不过按倒葫芦又起瓢，吐蕃又来了。这个地方中国人大概也从来没听说过，只觉的再往上走气喘不过来。居然横空出世。按说吐蕃也是西羌的一种，这和炎帝部族有关系，所以说藏族和汉人是一家人是没错的。果然来认亲戚了。不过这个认法很暴力。吐蕃和大唐争夺河湟很惨烈。应该说，汉人这时候还是搞了点文化攻势和外交攻势了平衡战略。而吐蕃再进一步进攻也受到大唐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的阻遏，大家就均衡了。的确吐蕃的兴起让内地很诧异。这是打哪里冒出来的土拨鼠？这么生猛。如果北方和西南同时出现这么生猛的骑兵，中原帝国铁定完蛋。好在吐蕃的辉煌出现在盛唐时期，而且大唐先手解决掉突厥，后来的回纥还很嫩。因此大唐只需要对付这个寒冰骑士就可以了。
              在大唐的文化攻势下，吐蕃基本和大唐搞起了和谐文化建设。于是大唐就开始生猛的西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版图最西画到咸海，离里海可能也就3-400公里了。这时候迎头和伊斯兰军队撞上。打个败仗从此中亚伊斯兰化了。之所以中亚伊斯兰化，和安史之乱有关系。安史之乱，揭开了华夏军事政治势力从中亚萎缩的历史，直到民国才止住这个势头。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亚开始伊斯兰化，并进入新疆，河西走廊，蔓延到陕西，清末的陕西回民大暴动就建立在这个伊斯兰化的基础上。
             中亚和中国西北伊斯兰化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原的军事政治力量如果不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很难抵制这个区域的伊斯兰化浪潮。而伊斯兰的高潮时期，恰恰是在唐朝和宋朝这五百年时间。如果中原王朝能够有效的对这个地方进行控制，即使有伊斯兰化，也会局限于部分人群，而不是整体化的。那么中原王朝出了什么问题呢。
           现在大家一致痛恨的安史之乱，事实上，唐朝的军政体制赋予了地方极大的军事和自主权，这种做法有助于让地方保持相当的自主性以应对突发事件。这对于辽阔帝国而言其实非常重要。边疆大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就无法完成特定任务。制度初设的时候，这个体制的自由度保障了人的活力，因此开疆拓土大家很兴奋。但时间长久后，其制度的弊端和漏洞就显现出来。比如专权的危险性，制度制衡和监督缺失。等等。安史之乱其实并在于这场内乱给大唐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暴露出来的弊端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反而酿成了连绵不绝的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大唐帝国灭亡，而在五代十国，藩镇治乱更加肆虐。形成了物极必反，出现了北宋这种极端压制军队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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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宋的忍者神龟历史
         大唐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西北的扩张上面去了。大家可以看到，对西域的扩张，在唐代达到了极限。而东北部则出现了一个渤海国，这个大唐容忍了。后来南方出现了南诏，搞不掉后也忍了。南诏和吐蕃勾结起来。逐渐做大。不过渐渐这个南诏就显现了它的极限，基本就盘踞在云南和缅甸北部，是个地方民族割据政权，并没有进犯四川的意思。渤海同样也是如此。据说这个鸟国和新罗还一起到日本去朝贡。说实在，那时候，小国朝贡不丢人，还有实惠。日本那时候也想摆点架子。但财政吃不消。后来劝说新罗和渤海不要来，招待不起啊。朝贡都是补贴财政的。不是大国玩不起这个政治游戏。因此大唐并不介意日本搞，大家一起拼，和平竞赛啊，搞两年，你丫就破产了，不用我去讨伐你。至于这些朝三暮四的小国，天朝既往不咎。去日本，那不是帮天朝么，把日本吃穷了，东边也太平了。吃垮了日本还得回来上天朝讨饭。
         对于蒙古高原，大唐基本采取了羁縻的办法，也就是不允许出现独霸的草原部族，前提就是在河套有驻军和屯垦。安史之乱后期，吐蕃一度趁火打劫。控制西域，甚至也到长安来逛逛。但由于吐蕃的政治中心远离中原，一下青藏高原，吐蕃的影响力就锐减。和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差别很大。我们很难想象青藏高原形成波浪性的游牧部族冲击内地。如果是这样，东亚文明基本就完蛋了。
          五代十国很乱，但时间不算长，而且异族混乱的情况不如南北朝的时期波澜壮阔。可能这方面大家都有经验了。总之北方政权一搞定，南方割据的政权末日就到了。以前是统一的南朝还有一搏的机会，现在割据成若干，只有南唐力量最大，南唐被灭，其他都是浮云了。不过宋的开创者一开始就谨慎过度。他见惯了武人跋扈的历史，自己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因此他是真正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宋太祖是要终结从汉代形成的士族门阀体制和武人干政两个恶性肿瘤。
        从前面我已经谈到过士族门阀体制的恶性问题。而武人干政则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门阀体制形成的另一个政治肿瘤。因为士族门阀体制形成了人才升迁管道的一种垄断或者说玻璃板，对于没有背景的寒族来说，可能永远也无法升迁到高位。而军功对于寒族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这使得寒族多集中在军队。而皇帝和门阀斗争中，有时又会动用军队，军队毫不犹豫会跳出来与门阀对立。或者参与政治清洗，从而获得升迁的机会。最早的军阀干政就是董卓。随后曹魏集团、孙吴集团、蜀汉集团都是实质都是军阀集团组建的军人小朝廷。司马氏也是掌后篡位的。南朝政权特别能显示军阀和门阀的斗争激烈，而皇帝在中间备受煎熬。不成功的军阀有桓氏家族，成功的则有刘裕、萧齐，以及陈霸先。北方军阀和门阀斗争同样也十分激烈。只不过里面夹杂族群的因素。隋唐开科举，但并没彻底根治门阀和军阀问题。何在？文化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都有问题。
         经过唐后期军阀混战，门阀没落。宋太祖审时度势，加大科举力度。推重文官制度和科举的联系。从此门阀制度彻底走向没落。另一方面，用来克制门阀的军队也不再需要，相反，需要加大对军队的监控。监督军队依靠的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文官，而不是门阀。宋代，门阀已经是倒掉的土墙上再踹一脚，而对军阀则是脱缰野马新上笼头，需要牢牢监控。这造成了宋代军队战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且大宋的军队强干弱支，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当然也包括边军。然而中央军即守卫都城的军队经历百年不战，早就成了花架子，而地方军和边军受到种种限制，防止其战力超过中央军，这是从藩镇作乱的经验出发。经结果内战是不会有了。但外战也不行了。北宋开国对外战争就很窝囊。
          五代十国给北宋留下两个负面政治遗产，一是幽云十六州被割让，这个被动太大。一是北汉割据政权。当然这两者形制不一样。北汉毕竟是独立政权，契丹不能直接接管。因此北宋攻灭北汉的时候，契丹也只能干着急。但幽云十六州问题就不一样了。这是有条约的。大家第一次感受到条约还真管用，这是是在北宋时代，而且让汉人觉得像吃屎一样难受。的确汉人要把幽云十六州搞回来，就违约了。这就和中国现在问俄罗斯要归还东北的一百多万领土一样。不过，这一百多万对于中国来说还不算核心利益。没有它中国也能活。但没有幽云十六州，北宋政权就不能活。
          从战略安全角度，仅从防御上来说，成本极高，且极其被动。二，从建国初的政治合法性来说，宋太祖这些人都是经历过割让耻辱的热血愤青。都是把收回幽云十六州作为政治理想的愤愤。因此统一华夏里，他可以把南诏画出去，但不可以把幽云十六州画出去。但实际上，没有幽云十六州真会死么？当然不是。
           这要看北宋的战略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的北宋的战略似乎一直是防御性的战略。但我们知道，所谓的进攻性战略都是从防御开始的。如果你的战略态势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北宋要展开战略进攻，那么它第一步要的事情就是先拿下幽云十六州。可惜它永远都没有完成，因此也永远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
          北宋攻打幽云十六州失败当然不是实力不行，而是体制不行，军政体制不协调，军事体制不协调，导致共有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却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军事打击力。甚至在西北还酝酿出一个西夏政权。陷入长期的消耗战。
         不过这都不是最大的灾难。事实上，最后北宋都用外交方式解决了问题。即财政补贴的方式换取和平。西夏和契丹接受了北宋的财政补贴。而这两个国家很很大程度汉化，即接受了华夏的价值观和交往模式。实现和平共处。
          然而这个平衡维持百年就被打破了，灾难其余东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此前扰动内地王朝的民族大多是蒙古高原上的民族，而东北地区大多是渔猎民族，两者之间还是有点文化差别的。
          平衡打破首先是契丹的衰落。契丹兴起于唐末。控制了蒙古高原，又掌控了渤海（即辽东），于是高丽就在契丹和宋之间玩平衡术。女真人本来是契丹治下的土著，他们的反抗揭开了契丹纸老虎的面具。女真也搞合纵联合。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女真人用幽云十六州来诱惑北宋。而北宋，应该说是三个代表国家，不会被一个如此落后野蛮的酋邦国家所利用。但利令智昏是不错的。这个幽云十六州对北宋的象征意义太重要了。北宋自诩礼义之邦，却背信弃义，和一个蛮邦结盟，向原来结盟半个世纪以上的友邦开火。可以说这仗打的不光明正大。好了，很多人都说政治不干净。那你就洗干净自己的眼睛啊。看清楚自己的新盟友是个啥玩意，看清楚自己是啥玩意。结果证明自己比契丹还纸老虎，不仅如此还把仅有的实力都在此战中都干掉了。相反，女真人摸清了契丹和北宋的家底，灭掉契丹，翻脸就打到汴梁。这样的盟友可靠么？不能怪女真人。女真人是很朴实的游牧民族，他们懂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相反，如果北宋袖手旁观，也许女真还不一定贸然南下，至少也不敢如此深入。
         可笑的是宋朝的统治者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南宋居然面对元灭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如果说前面是利令智昏，后面则是仇恨冲昏了头脑。可见科举考试里，所谓的大义，过于虚伪，同样为俗情搅扰。纵观此后形成的政治文化，科举选拔形成的政治文化，比较僵化，缺乏灵活性。同时也很虚伪，关键时刻又不能坚持原则性。这就是科举考试整齐划一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一个弊端。

游龙喜凤

楼主好文采,知识渊博有见地,在文史诗下了一番功夫的,佩服,期待继续精彩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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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宋的忍者神龟历史2
         说到两宋的历史，其实文化很灿烂，科技发明也很多。就是军事上很搓火。这里还是体制设计有问题。这个体制的实际主要是防止军事割据，反之武人干政，防止地方军战力超过中央军。总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北宋基本上没有大的内战。你可以发现，即使北宋溃败，宋高宗一度四处张煌逃跑，他身边一度也出现过几个跋扈的将军，但都立即被扼杀在萌芽状态里。有个故事，宋高宗早年在杭州的时候，那是金兵似乎还随时会攻击过来，整日里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当然所有人都很紧张。包括他的随扈。自然这些人大家也都很依靠，平时可能就把这些丘八骄纵了，于是又几个将军就有点不拿高宗当盘菜。弄得高宗内外交困。外面防着金兵送他去见老爸和哥哥，里面防着这些将军搞事。也够奇怪的，这个逃难皇帝其实神经很粗的，居然活到八十多岁，够高寿的啦。当然那些日子里估计大小便都有点控制不住。好在韩世忠及时赶到，这个糙哥，双手攥住一员悍将的双臂，生生将其手臂捏碎。将潜在的兵变镇压了。韩世忠和岳飞不一样，他有护驾的功劳，而且知道进退。该放兵权就放，皇帝怎么会为难你？岳飞就不一样，攥着兵权指责皇帝闹意见。皇帝心里发毛啊。你小子和反对派搞在一起怎么办啊。总得来说，北宋的军方被当朝收拾的服帖啊。可惜战力发挥不出来。
             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体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通过科举制度，他们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平民文官选拔机制。但这个机制是抑制武将系统的。这个机制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观就是崇文抑武。和现在时髦的反战不一样，他们是蔑视武力。他们看到武人系统的发展会侵蚀国家财政，形成军阀体系，颠覆政权。因此从根基上就抹黑武人体系。因此在科举主导政治体制中，崇文抑武是一个必然的取向，大家想一想，从宋代开始是不是这样的呢？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都是女真人，为什么金只能止步江淮，而满清却能长驱直入。前者和南宋对峙居然还没有耗过南宋，而南明政权只晃荡几天就瓦解掉了。现在大家都说南明政权如何腐朽，这个的确是的。难道南宋就不腐朽么？我个人以为满清一统江山有金不具备的几个条件。首先，满清入关前已经建立了政权，见习生做了好几年。从政权上讲传了三代，但实际上是两代，即努尔哈赤一代，第二代是皇太极，第三代是顺治，但执政王是第二代多尔衮。他们在关外已经建立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即八旗，通过满蒙八旗，后来又建立汉军八旗，形成了核心的三股力量。入关后有收服了吴三桂伪军。其军队组织严密而有序。
        而女真只有自己和松散的伪军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满清是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体系，能够有效的整合其各种力量参与统一战争，并彼此监督制衡。而金兵似乎没有。满清的征服策略很成熟。在入关前，它采取的是和金兵差不多的掠夺性策略，因为它不打算做长久占领，当然是抢了就跑。而金兵南下则策略始终摇摆不定，杀掠激起反抗，再杀掠再反抗，恶性循环。即使拥有军事优势，但也被迟滞在北方各种反抗军的抵抗浪潮里，从而给南宋整顿军队组织边防留下时空。满清入关后，政策比较清晰，相比较而言，没有金兵那么大掳掠。因此在北方基本没大规模的反抗。说实在的抗清几乎没有民众反抗的记载。相较于北宋末年那种风起云涌，清军南下几乎是太平静了。基本上只有所谓的义士，即有民族理念的人，组织民众举行零星的抵抗。而且这些抵抗被反清文化人很激动的记载下来，其实相对于南北朝和金兵南下的抵抗，应该激烈度很低。因为南北朝和金兵南下是带有种族屠杀和掠夺模式，屠杀者很疯狂，而反抗者也很本能，临死踹一脚。不过那是后，底层文化人还不普及，因此记载不多，笔记之类的很少，只能从史书中看到惨烈的记载和总人口规模的以一半以上的规模骤减。但清兵入关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惨烈了。我还真不是清托，现在有些愤愤喜欢攻击阎崇年。这都不知所谓。
          明末人口骤减，有几个因素。一是自然饥荒造成的。二是自然饥荒引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过程中流贼和官兵之间的杀戮死伤甚多。同时又加剧了饥荒。三是清兵和抵抗军之间的拉锯战，这之间来回是有报复性的杀戮。
          这我们就看明白了，没有一个统治者自己杀自己老百姓玩的，杀来杀去杀的自己麻烦。金兵就是一开始南下太快，策略失误。没搞清楚自己是来当主人还是来当强盗。结果抢半天，发现自己是原来是在抢自己的，由强盗变保安，角色转换太快，业主不能接受。于是有辛弃疾这样的生在敌占区还要反抗，南投到解放区去的。仇恨太深了。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统治者怎么能够南下去统一南宋呢？而满清入关一开始定位就是很清楚，咱是保安，来代替前任殉职的保安大明保安公司的，大家都来打击盗匪李闯王。这招很有欺骗性啊。老百姓其实也被李闯王和大明保安公司折腾够呛，本来李闯说他要改做保安了，牌号是大顺，干掉了大明保安公司经理崇祯。老百姓也没啥发言权。这时候窜进来一个大清保安公司。当然记性好的还记得，这丫前些年在河北、山西、山东几个小区都祸害过，啥时候也干保安啦？可那年头和现在一样，保安当家，业主只有看戏的份。

yusl

楼主的历史知识还是很渊博，不过还是有一些小错误。楼主说道：“现在考古几乎找不到夏王朝的都邑遗址”，而实际上夏的国都在考古上都有发现。楼主说道：“夏商的流浪的中心范围在河南和安徽北部。”而在当时统治中心应该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一带，而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应该还不是很发达。楼主说道：“战国后期，秦国一下跃居首位，除了和其变法有关，也和骑兵制度引入有关。”而在骑兵制度一般认为是赵武灵王，在秦国骑兵并不占优势，秦国的崛起主要是商鞅制定二十军爵制，士兵必须在战场上多斩获敌军首级才能获得更好的地位，其次当时秦国的武器制造采用标准化和四级负责制，使得秦国士兵使用的武器比起其他六国要强大的多。也许我的这些并不准确，都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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